（《生活新报》2008年10月10日，记者包倬）     

       尽管国内在上个世纪便把勒•克莱齐奥的作品翻译成了中文，然而对他有所了解的作家或评论家却少之又少。几十个电话打出去，好不容易捞到了两个读过他作品的作家，海男和叶匡政。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叶匡政对这位今年诺贝尔文学得主并不感冒，并且直接了当地下了定义：在上个世纪的文学世界中，勒•克莱齐奥属于二、三流作家。

       叶匡政告诉记者，他读过勒•克莱齐奥的《诉讼笔录》和《少年心事》。“这是两本小开本图书，巴掌那么大，”在叶匡政的书架上，这两本书和许多诗集摆放在一起，“修辞很美，也许诗人会更喜欢一些。”叶匡政说。

       叶匡政在二十多岁的时候阅读的《少年心事》，“那个时候喜欢看，但很快就过去了，他的作品比较纯净，有一种对语词的迷恋，不会对成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这肯定是一个不会让中国人重视的诺贝尔奖作家，因为它的寓言性及对个人心理空间的表达，并不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至少不会合当下读者的胃口。或许阅读他的作品，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奢侈”应该说，尽管国内引进克莱齐奥的作品很早，但并没有对中国作家产生过太深影响。昨晚，记者致电著名评论家谢有顺先生，他也认为这是一位没有对中国文学形成过影响的作家，而且从来没有朋友谈起过他。

       “文学奖就像割韭菜，”叶匡政认为，克莱齐奥获奖并不表明他对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是在法国，属于他的那一拨作家过去以后，只剩下他了。这就如同沈从文死后，巴金成了文学泰斗。这实际是一个论资排辈的问题。而克莱齐奥的作品之所以被介绍到中国来，也并不证明他的作品就影响力很大，而是因为法国文学的翻译在国内一直是很前沿的。“在法国作家当中，我觉得他还不如马格丽特•杜拉斯。”

       “他的作品属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审美习惯，或许他的文学精神更精粹一些，但诺奖尊崇的还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学理想在进行评选。”叶匡政说。即使是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莱辛，在英国也属于流行小说作家，她后来的写作围绕科幻小说展开，从某种意义上说，莱辛后来的精神世界是没有成长起来的。

       那么，为何会把举世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克莱齐奥呢？叶匡政回答先从诺贝尔文学奖本身说起，他认为，实际上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影响力在逐渐减弱。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诺贝尔文学奖被看作文学的风向标，而到了今天，它更多是一种对作家的追认，像一座纪念碑一般，早已失去了它指南针的意义。即使是近20 年来对世界文学产生过影响的作家，也很难进入评委的法眼。这跟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年龄结构也有关系，一帮七八十岁的老人，思想与阅读习惯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如今的诺贝尔奖已经没有了悬念，”叶匡政说，“谁获得都一样，都不会对世界文学产生深远影响，而真正对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很多大师被他们错过了。”

       有人说每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都是国人的一次集体“痛经”，而叶匡政却认为，“如今的诺奖已经不能引起足够的关注，这种眼球效应持续不过三天。”

       网上“掌掴学者”突然成了热词。缘由是前两天，百家讲坛学者阎崇年在无锡新华书店签售时，突然遭到读者队伍中一名男子的掌掴袭击。随后，一眼镜男子试图冲入签名区，并大骂阎崇年“汉奸、活该”等话语，工作人员劝阻道“学术问题不要这样表达”。此事网上有人爆料后，立刻引来一片热议。

       这一掌终于掴下去了。这一掌看起来打在了阎崇年脸上，实际上痛在《百家讲坛》的心里，也痛在那些丧失了学术良知的学者心里。这一巴掌，不仅让他们感受到这个深秋的寒意，也肯定领略了一丝民意的滋味。这一声掌掴，像开水煮蛤蟆，刹那间网络上噼里啪啦蹦出来的全是这条新闻。这其实也代表了另一种民意。

       去年看阎崇年贴吧，就感受过网民的这种愤怒。后来听说贴吧被关，以及听说阎老伯每次演讲时，面对读者质疑的做派，就猜测可能会有这一天。你不让别人正常说话，别人就会用行动来给你一个说法，这个道理亘古未变。想想阎老伯学的是历史，一定也懂这个理儿。

       过去人们用一炮走红来形容女艺人，以后看来，要用一掌走红来形容这些电视学者了。虽然我不赞成用巴掌对付老人，但想起那些为专制帝王所唱的声嘶力竭的赞歌，我反倒失去了对巴掌进行道德谴责的底气。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相信八卦也不会乱打没错的脸。历史一直在捉弄生活于铁幕背后的民众，他们确实需要一些让人瞠目结舌的戏剧事件，来震憾一下麻木的心灵。

       对历史来说，最黑的黑暗，就是对历史的篡改。我们无法把一个学者的历史诉说，与他的政治意图割裂开来，尤其是在一个不能自由书写的国度。那些丧失了良知的学者，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与权力的合谋。他们时时刻刻、绞尽脑汁地为权力谋划着，他们或通过歌颂帝王来变异民众的认知，或通过掩饰历史来减轻权力的罪恶，或通过建言献策来美化权力奢华的丑行。他们对古代帝王所唱的那些赞歌，其真实用意就是为了给权力中的狼性伴奏，也为了麻痹更多善意的心灵。举目望去，我们身边究竟活跃着多少这样的学者？

       这一巴掌看起来是强悍的一击，其实更像是民众对学者的一声恳求。他们恳求学者们能将自己的知识和思想，奉献给那些更为美好的事物。别把欺骗当作真实，别把表演归为学术，更别把厚颜无耻当作学者的美德。我们不反对媒体明星的见风使舵，但千万不能把这些当成了历史雄心勃勃的宣言。

       这一巴掌，让我想起了帕斯卡所说的“健康人民的真实”。原来庸俗和卑鄙并没有传染给所有人，原来人们正在自觉抵制那些电视中为了迎合安全诉求的言论。其实这种言论更像一种暴力，它损害着每个人的心灵。这是一种学术暴力，此类学者往往会把献媚之言，不容置辩地强加给民众。他们在电视中，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对历史的歪曲，就是想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来制造一种对权力无条件的服从。他们是永远是不会与民众进行沟通的，他们唯一擅长的方式就是思想灌输。他们不仅让商业逻辑渗透到文化传播的每一个环节，更让权力逻辑指挥着这一切。在这种逻辑之下，学者退化成了明星，专著退化成了讲话，学术退化成了游戏。看这样的电视节目，就像被太监强奸了，反抗你会痛苦，不反抗你更痛苦。

       这个时代，很少会有人反思这一声巴掌的，其实这一声巴掌，包含了对中国所有学者的敦促。它敦促学者要用尊重现实的方式去反思历史，它敦促学者不要在表演和作秀中简化或篡改历史真相，它敦促学者不要在谎言和胆怯中匆匆葬送了人们对公共知识的认知。从这个角度说，暴力也是守恒的，你对公众施加了多少暴力，这些暴力终究会让你付出代价。

       这一声巴掌让我明白，全世界的鸡蛋联合起来，也是有办法砸碎石头的。

叶匡政：诺贝尔奖正在成为学术鸦片

        诺贝尔奖10月6日起陆续揭晓，各国照例进入了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游戏时间。英国博彩公司也开出了文学奖的赌盘，大家争着买赔率最低的作家，赔率越低获奖可能越高。为了多挣点赌资，赌徒们开始研究起了文学。赌徒之美，在于输得无怨无悔；诺奖之美，在于奖得让人一头雾水。虽然大家一头雾水，媒体照例还是要给予足够的关注。

       这是因为诺贝尔奖在学术界的地位决定的。它早就成了各学科的琼林御宴，一旦跃入它的龙门，做了它的娇客，烟火俗事也会染上美丽的传奇色彩。在这一周，人们会突然发现，物理、化学这些遥远的学科，竟然在世间还活得好好的。让人们惊奇的是，这些古老的学科还能让人一夜致富。炸药王诺贝尔真是聪明，愣是用巨额奖金培养了一个对科学的朝圣仪式。虽然一年只有一次，但对于忙着算计和赶路的人类来说，也算一种奢侈。

       稀奇的是，美国一家幽默科技杂志年年颁出一个“另类诺贝尔奖”，像是正版诺奖的预热。随着另类诺奖18年的坚持，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甚至在公众中的传播率有超过诺奖的趋势。因为这些新奇搞怪的研究，让人们在笑声中学会了思考，与如今的娱乐精神倒是非常合拍。比如今年获另类诺奖的研究有：一位美国化学教授用实验证明了可乐有杀精作用；一位英国心理学教授创造了美食的“声音”理论；一位法国生物学家发现，狗身上的跳蚤要比猫身上的跳得高；一位医学奖得主通过研究证明“昂贵假药比便宜假药管用”。最有意义的是另类诺贝尔和平奖，它的得主是全体瑞士人，因为他们批准了一项法规，认为“植物也有道德标准和尊严”。我倒期望这个法规在中国也能得到认可，这样，乱砍乱伐的事也会少一些。
   
       这些研究看似玩笑，其实揭露了今天学术界的真实状况。当很多学科的开拓空间越来越小，又未诞生革命性发现时，留给学者的只有钻牛角尖一条路了。再拧巴、再变态的研究，只要没人做过，就是好课题。学者们或者用一无所知的方式去研究，或者用无所不知的态度去思考。娴静的学者，思考时宛如公猪照镜；激情的学者，研究时如同河马发疯。据说只要功夫深铁杵可以磨成针，但科学家们往往操起根木杵，就有耐心把它磨成牙签。而诺贝尔奖也常常成了刺激这些所谓前沿科学研究的鸦片，研究得再难再苦，只不过成就了学术界的一些二百五。

       真正有玩笑性质的，其实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个奖1968年设立，当年为了庆祝瑞典中央银行成立300周年，硬生生地给加上了诺贝尔之名。诺贝尔家族的多位亲属一直反对这个冠名，理由是诺贝尔生前一直对商业和经济持怀疑态度，而诺贝尔奖的宗旨是颁发给“那些给人类带来最大利益的人士”。实际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者大多只是一些反映西方经济学界主流经济学观点的学者，他们的学术成果能否让整个人类得益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经济学的理论要被实践证明，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

       事实证明，诺贝尔家人的这种担心是正确的。比如导致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理论，就是来源于获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几位经济学家，他们分别获得1990年和1997年的经济学奖。其中促使金融衍生品大行其道的，是1997年诺奖获得者罗伯特•默顿，它甚至被称为现代金融学理论的牛顿。华尔街惨痛的事实正在证明，罗伯特•默顿提出的经济模型带给人们的其实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我们能够容忍脸庞是假的、乳房是假的、牛奶是假的，甚至钞票是假的，但绝难容忍诺贝尔奖也有假的。此刻，诺贝尔奖为了维护它的权威性，是否应该收回这个奖项呢？

 叶匡政：现在是华尔街裸体时间

     据报道，美国金融危机使华尔街不少白领女性失业。于是美国《花花公子》杂志乘虚而入，准备推出“华尔街玩伴女郎”专辑，为这些女性找寻新出路。《花花公子》编辑称，只要年满十八岁，证明自己在华尔街任过职的女性都可报名拍摄裸照。这位编辑说：“如果能找到一个女金融分析家将更有趣。”

       感谢《花花公子》，为美国金融危机找到了一个妙趣横生的表达方式，使这个本来严肃神秘的事件，因为《花花公子》的关注，正在露出它尴尬、荒诞的真面目。每逢重要时刻，人们总是透过黄段子，才能对世事洞若观火，这次也不例外。

       美国金融危机暴露的，正是政治与经济的一场不成功的性事。随着危机与调查的深入，这场性事中龌龊、猥亵的部分，将得到越来越多的曝光。当然这个时候，仍是智者见智、色者见色，每个人的心得肯定完全不同。就像《花花公子》展示女金融家们的裸体，可能是直白惨淡、无情无趣的，可能是冰清玉洁、风情万种的，但无论如何，这些脆弱的裸体都是一些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主儿。现在华尔街水深火热了，这些美女们自然也成了人见人怜的八卦优物。

       美国金融危机，带来了华尔街的裸体时刻。这个世界上曾经最高贵的场所，正在一件一件地脱掉它华丽鲜亮的外衣，甚至解掉了它粉嫩性感的胸罩。它围绕金融衍生品这只曾经光滑、耀眼的钢管，在为我们表演一场哀怨的脱衣舞。这个曾经柔嫩敏捷的脱衣舞娘，原来早被糟蹋得如此笨拙、衰败了，它歇斯底里，它颓废萎靡。它昔日里是端坐殿堂的女皇，今日竟成了流落街边等待施舍的女忧。

       两房、雷曼、AIG公司的惨状，像一记记响亮的耳光，抽在了那些将美国金融体系、全球化奉为神明的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的脸上。这一次他们集体沉默了，即使发言，也语焉不详言不及义。那些纷纷倒毙的国际投资银行，在几个月前，还是国内竟相效仿的偶像。

       这一次危机的爆发，使人们发现原来很多独立的国家，早已成了华尔街金融市场的奴隶。这是一个看不见的联合国，它们正在成为垂帘听政的世界政府。这些大投资家们，掌握了保险公司、退休基金、投资基金的大量资本。这些天量的资本，不仅使他们可以凌驾于各国政府之上，甚至控制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和世贸组织这样一些国际机构。这些大投资者们，唯一臣服的国家就是美国，因为美国能为他们提供强大的政治和军事保护。

       美国也一直利用美元在金融市场上的优势，从全世界各国的金融交易中，赚取巨大利润来支付自己巨额的赤字。所以美国总能保持极低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可以自由选择对它们有利的货币政策，所以其银行与股市可以保持长盛不衰。很多国家的经济，其实一直都受控于美国的经济决策。各国也在以低廉的外汇成本，被迫完成对美国的金融进贡。

       这些大投资家们，越来越热衷于纯粹金融目的资本投机，在他们眼中，生产性投资只是不屑一顾的小菜场生意。国际投机经济不仅逃脱了各国政府的控制，甚至长期控制了各国的利率和金融走向。正是这一轮轮的金融创新，导致华尔街监管缺位，职业道德沦丧。华尔街终于倒在了这场经济虚拟化、泡沫化的灾难中。然而由于美元在各国储备货币和资本市场中的地位，这一份巨额的空亏，却正在由全世界的每一个公民来共同买单。

       华尔街终于露出了它的裸体。人们从这场脱衣舞中发现，所谓“全球化”，不过是借用金融这一世界性工具，将最有利于美国和这些投资家的经济模式推广到全世界的过程。当我们把各种产品出口给美国时，美国不过出口了一点自已印刷的货币。所以这次美国政府注定要救市，因为它正在拯救的是自己作为统治者的优势。

       深圳舞王俱乐部特大火灾，43条生命终于换来了民警股东张伟的被刑拘。一个小小的海关民警，竟然有能量让一家舞厅常年无证经营，这里的奥妙谁能说得清？从事娱乐场所经营的人都知道，此行业最重要的一条潜规则是，首先要在警察系统找到一把保护伞。当然，这把保护伞的权力越高，未来就越安全。政府虽然三令五申地禁止，实际上这条潜规则今天依然畅行无阻，甚至成了行业中的最高律令。

       是没有制度吗？当然不是。早在2006年的《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中就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开办娱乐场所，也不得参与或者变相参与娱乐场所经营活动。该条例还专门针对文化及公安部门作了规定，如明知亲属开办或参与经营娱乐场所，不予制止或者制止不力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甚至给予撤职或者开除。

       制度是有了，而实际的情况却是，警察很少有怕被别人利用的，怕的就是没人利用。制度在越来越多的时候，成了一件外表华丽光彩的锦袍，袍子的内里，爬满的是各种各样的臭虫和跳蚤。平日里，只要不死人，似乎这些臭虫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大不了偷偷摸摸地搔搔痒，倒也看不出什么捉襟见肘的大破绽来。

       一旦死了人，或死的人多了，才发现这袍子不过是件摆设。不仅到处都开花绽线，而且这袍子之所以还被天天穿着，原来竟是为了保护这些臭虫。很多制度的订立，对老百姓来说，不过是又多了几条善意的谎言而已。其实谎言没有恶意善意之分，因为谎言的本质永远是欺骗。制度的诞生，绝不是为了被权力强暴，但当制度无法反抗权力，甚至从强暴中学会享受的时候，我们追问的就不应该仅仅是制度了。

       制度或许可以被不断地胡来。胡来久了，爆发一次；爆发一次，掩饰一次。掩饰的办法无非是编出一些新故事，反正老百姓也听惯了这种故事，见怪不怪了，总盼着这是最后一次，哪知道永远都有下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惨烈，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生命往火坑里跳。制度不仅毁了一些人做好人的机会，甚至毁了一些人做人的机会。制度可以继续胡来，但是，又有多少生命能被继续胡来？

       一场大火灾后，全国照例兴起了一场对于娱乐场所的大检查。公安的、消防的、文化的、卫生的、环保的、本地的、上级的等等，种类如此繁多的检查，依然会不断爆发这种惨剧，难道仅仅是制度问题？或者官商勾结问题？我看未必。恐怕更多的是因为，制度与执行之间产生的巨大缝隙。随着这缝隙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于是大部分制度，都被看成了可执行可不执行的制度。制度这时反而有一种负面效应，甚至某些制度成了谎言的代名词。比如卖淫嫖娼明令禁止，但今天大多数按摩、桑拿服务都涉嫌此举，对民众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时，制度就成了执法不严的笑话。这样的笑话越多，人们对制度的信心也就越弱。

       人们常说，痛苦是成熟的代价，其实痛苦并不必然带来成熟，也可能带来堕落或更大的痛苦。对于制度也是这样。娱乐业到底还有多少民警股东？即使公安部来一次彻查，也是没有用的，大不了让那些股东麻烦一点，从地上转到地下而已。自己查自已，不仅会手下留情，而且永远也弄不清楚。

（《南方周末》2008年9月18日，叶匡政专栏“我行我儒”）         

       前些日子看媒体报道，说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有了自己的粉丝团。“什锦饭”是胡锦涛的粉丝团，“八宝饭”为温家宝的粉丝团，合称为“什锦八宝饭”。这里的“饭”是Fan的谐音，过去多指追星族，于是复数Fans便被戏谑地谐音为粉丝。“胡哥”、“涛哥”是粉丝们对胡锦涛的尊称，而“老爷子”、“温总”则是对温家宝的尊称。

       能够看到这样的报道，是令人高兴的。虽是细枝末节，但表明这个时代的政治家们，开始注重与民众培养朴素自然的亲近感了。从以往的高高在上、敬而远之，到如今得到民众幽默亲切的昵称，这不能不说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值得称许的变化。

       看了这个新闻，我不禁想起小时读《孟子》时产生过的一个想法。那时我觉得《孟子》中那些称“王”的人都很傻，什么都要向孟子请教，不如索性让孟子做王。后来经历点世事才明白，一个王者，要做到《孟子》中的那个样子，还真不容易呢！就是这样一本《孟子》，却被历朝历代列为学子的必读之书。我常想，读这种书长大的人，至少有一个好处，见了帝王不会紧张，更不会害怕。因为帝王在《孟子》中，不过是一群常向学者讨教学问的人。孟子被后人称为“亚圣”，即仅次于孔子的圣人。
 
       这里我不谈《孟子》的思想，只说说这些帝王在书中的表现。从这些细节中我们可以发现，原始儒家对待君王的态度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孟子》开篇，是梁惠王向孟子讨教利国良策，孟子是如何回答的呢：“王呵，你为什么一开口就要说到利益呢？只讲仁义不就行了嘛……”头一句回答，就很不客气，也没给梁惠王面子。此后，梁惠王向孟子请教时，说的仍然是“寡人愿安承教”。

       孟子见梁襄王，也很有趣，我们看看孟子是如何描述自己见大王的：“远远打量，不像个国君的样子；走近以后，也看不到令人敬畏的气势。他突然问我：‘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呢？’我回答说‘天下归于一统就会安定’。‘那么谁能统一天下呢？’他又问道。‘不随便杀人的国君能统一天下。’我回答道。”当孟子把这个感觉说给别人听的时候，倒像在谈邻里街坊的逸闻趣事。

       更好玩的是齐宣王，向孟子讨教时，他完全像个小学生，不断地承认自己的毛病。先是称赞孟子所说“大哉言矣”，然后说：“不过我有个毛病，就是好勇武。”谈到别的问题时，齐宣王又自称“我有贪财的毛病”，“我有好色的毛病”等等。从齐宣王的这些话语中，其实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很自信的人，所以根本不怕暴露自己的缺点。只有自信的政治家，才会如此谦逊。

       从孟子所记录的有关政治的言论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孟子对君王与百姓的一些想法。他对齐宣王说的一番话，就说得掷地有声：“君王视臣下如手足，则臣下视君王如腹心；君王视臣下如犬马，则臣下视君王如陌生人；君王视臣下如泥土草芥，则臣下视君王如仇敌。”注意了，孟子所有的话都是以君王该如何“作为”为前提的。我们常常指责传统社会的诸多不是，但若把这些话放在现代社会来说，也不太容易。儒家典籍中，很少谈到君权，往往强调的都是君王的职责。孟子更是如此，比如他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可见，社会上的一切不仁不义不正，都该由执政者负责。

       从《孟子》这些政治家的谦逊和处理政事的方式中，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的理想社会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政治统领社会，学术统领政治，而学术源于并游于民间，不受政府钳制。只有实现这种上下循环，才能确保社会的活力。孔孟正是这样来自民间的平民学者，他们的思想使历代的很多政治家保持着谦逊。政治家谦逊了，政治才可能清明。

      近来徐德亮退出德云社，江湖上又多了郭德纲的许多传说。是抖包袱呢，还是甩包袱、背包袱呢，外人也闹不大明白。人民内部矛盾本来可以用人民币解决的，可这位郭大哥偏不，愣是要与兄弟练抬扛。本以为说相声的，十三太保金钟罩练的就是嘴巴，抬起扛来也一定有趣。没成想无聊得很，说来说去就一个钱字。说相声，本来就没有权，再没点钱，又不对人家好点，人家能跟你吗？

      相声界前几年面容憔悴，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贡献的角儿也多是人老皮肉松、干啥啥不中的主。自这个郭德纲拿起菜刀，砍向了相声界这根电线，倒是一路火花带闪电狂奔到了今天。大家都盼着郭德纲能成为一辆开往春天的坦克，将中国的喜剧精神也顺便带到春天。哪知这位郭大哥开始不靠谱了，穿的虽是很酷的迷你裙，可惜说的内容却越来越不迷你。他的相声默默无闻了，在流言蜚语的市场上，倒是常常曝出颠倒众生的话语和举动来。如果是暂时的颓废，我们还能理解，可千万别就此报废了。明明犯的是芙蓉姐姐的黑眼圈，就别硬充苏菲•玛索的蓝光眼影。

      更不靠谱的是，这些年郭德纲各地演出，票价也卖得越来越贵。穷的你别来，相声也对老百姓玩起了拽，买不起、看不惯的请走开。相声明明是个白菜的命，郭大哥偏偏摆起了猪肉的谱。郭德刚早年靠草根精神起家，如今用的却都是中产阶级的思维和口吻，话虽然绞尽脑汁想说得俗点，可露出的趣味和精神都是志满意得的暴发户之态。建议郭德刚闲来无事，还是多像小人物憨豆先生学学吧。人家从来不说话，只靠变化多端的肢体和表情，就走遍了全世界。

      憨豆那大而紧张的眼睛，那笑得突兀的鼻子，那左顾右盼晃个不停的脑袋，那常常抽筋下垂的胳膊，那幸灾乐祸逃之夭夭的身形……只要看过一眼憨豆的短剧，我想脑中就绝难抹去这个小人物的形象。他孤芳自赏，他空虚压抑，他虚伪势利。这是一个小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如此真实的流露反而让我们每个人，都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个开着黄色迷你车、后座放着布绒宠物的家伙，这个对着空房间百无聊赖的局外人，这个穿正经睡衣数绵羊入睡的可怜虫，不也正在越来越地来到我们身边吗？在超市、在公园、在大街、在饭店，哪里都有他的身影一掠而过。而郭德刚们高高在上的嘴脸，已绝难从生活中去发现这些活生生的灵魂和故事了。刀，他想拿金丝大环刀；剑，他想舞闭月羞光剑。所以他才不会像老鼠那样扛把刀，去满街找猫呢。

      其实相声界一直在上演着这样的悲剧。哪一个相声界的腕儿，刚出来时不是水灵灵、鲜嫩嫩的，几年一过，身份就成了禁锢自己的铁衣。他们不再独立思考，他们远离百姓的精神世界，他们甚至自己都不大会笑了。他们不仅成了自己地位和形象的人质，更把人格与尊严关进了主流话语的牢狱。他们的观念变得刻板保守，话语单调无趣，对喜剧更缺乏革命的热情。他们除了会做做鬼脸，生命状态是血肉模糊的，个性展示是模棱两可的，价值判断是暧昧犹疑的。当他们说什么和不说什么没有不同时，他们作为喜剧演员的价值，就完全丧失了。

      之所以对郭德纲们说这些话，不是想谈论他那点是是非非。而是因为大众文化正在成为公民意识的形成、沟通和谈判的主要场所，而喜剧则是传播力度最强的样式。当憨豆们已将喜剧操作得游刃有余时，郭德纲们依然还生活一个相声的旧世界中。相声演员们长得都很有创意，但更得活出点勇气，不能总凭着二皮脸出去闯世界吧。

    一觉醒来，网上冒出好几个周杰伦挑灯相候，个个斜吊凤眼万媚千娇，嘴角跩得百无聊赖，说话伸指扮酷巨有周董的范儿。若是那美猴王见了，一定手搭凉篷，大喊妖怪。怎奈我早知世间妖气深重，老实憨厚的蛋白质，都能变成灵异版的蛋白精，何况周杰伦这么个神气活现的大明星？自古我国就有画皮手艺，如今又多了整容的高科技，就算一口气弄出百八十个周杰伦，我看也绝不稀奇。

    周杰伦变成“周画皮”后，也多了一个时髦称呼，叫山寨明星。山寨是如今年轻人的热词，最初是用来称呼那些小作坊野路子手机的。随着这类手机风靡大街小巷，山寨也渐渐地被人理解成了一种精神，一种对生活态度。什么叫山寨精神，简单说有三怕三不怕，不怕丢人现眼，就怕功能不全；不怕价格低廉，就怕买贵犯贱；不怕想不到，就怕做不到。山寨最高境界，就是把人雷到外焦里嫩，心服口服。山寨的这种娱乐观和非主流态度，广受年轻人热捧，它追求通俗，它戏仿主流，它嘲弄现实，是草根文化开始占山为王的标志。这一壮观场面，与隋末杨广暴虐无道，民间涌出三十六路反王、七十二路烟尘的山寨奇景倒有得一拼。

    山寨的绝技，就是打擦边球，但要打得百无禁忌，让人忍无可忍、追无可追、退无可退，在谈笑风生间让世界灰飞烟灭。所以它的原则是，搞怪要极致，破坏要彻底，扮酷让人发神经，闯祸先申请专利。不理解山寨精神的人，盼着用翅膀在天上飞翔；懂了山寨精神的人，宁愿把翅膀丢进锅里炖汤。你周杰伦有背景儿，吃香的喝辣的；我周画皮有背影儿，照样能混个吃喝不愁。山寨精神体现在婚恋观上，正如某首“名歌”所唱：你要是嫁人就先嫁给别人，然后再嫁给我，带着他的存款领着他的妹妹，开着那宝马来。总之，事事都是这个姿态：执子之手，与子分手。

    有人说，冒牌和剽窃就是山寨精神，那大错特错了，它实际是对主流价值或时尚观的一种颠覆。细数源头，周星驰是山寨精神的祖师爷，随着他戏仿的唐伯虎、齐天情圣、大内密探零零发等形象深入人心，山寨精神成为燎原之势也就顺理成章了。这种精神过去被冠以“恶搞”，现在有了一个不含褒贬的称呼，可看作一种进步。其实山寨用学术官话说，就是后现代主义。拼贴、复制、拷贝、戏仿、去中心化从来就后现代的典型特征，它看似为赝品和反讽的杂烩，内里却是对主流、权威、道貌岸然的叛逆与拒绝。当大多数人对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感到无助，又察觉荒诞时，只有通过这种类似恶搞的行为，暂时让自己的心理得到一些安慰。周星驰有两句台词，很能表达这种态度。一句是：“扫地只不过是我地表面工作，我真正地身份是一位研究僧。”另一句是：“江湖险恶，我从来都不轻易留下我的姓名。”

    所以周杰伦多了几张画皮，并引来大家追捧，其实是对原来偶像观的一种颠覆。画皮与本人越逼真，本人形象反而暴露出它道具的真面目。但山寨精神千万不能在食品企业中推广，否则祸害的可就是我们的生命了。最后，我也山寨一段电影台词作为本文结尾：

    一定得选最像的容貌和神情，雇法国的整容师，做就得做高保真周杰伦；后脑勺首先得削平了，眼睛最多斜吊成一条缝，什么刘海呀、单眼皮呀、小瘪嘴呀，能给他装的全给他装上。一开口甭管说什么都得摇头晃脑、口齿不清，得让那深情的眯缝眼、食指一戳的身段让人一看，就倍儿有面子。您要是长得没这个谱儿，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您说这样的哥们，一次得卖多少钱？——我觉得怎么着也得2000多块吧。2000块？你打劫啊？300块起，您别嫌便宜，还必须打折，您得研究粉丝心理：买偶像连300块都不愿意掏的主，根本不怕你便宜。什么叫后现代人士你知道吗？后现代人士就是买东西只买最贱的，不买最贵的。所以，我们口号就是：不求最贱，只求更贱！

    濮存昕发火了。这位温文尔雅的明星，同时是北京人艺常务副院长和全国政协委员，能让这样一位有涵养的人发火，事情肯定有些严重。经他透露才知道，原来大剧院工程正在像牛皮癣一样，在全国各地漫延。他在《南方周末》上列举了一些大剧院的投资情况，看了让人咋舌：重庆大剧院投资15亿；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投资11.4亿；广州歌剧院投资10亿；武汉琴台大剧院投资10亿；杭州大剧院投资9亿；河南艺术中心投资9亿；连地级市的宁波大剧院也投资6.19亿；广东东莞大剧院投资6亿。

    濮存昕是艺术人士，又有行政职务，数据自然准确。据说这种动辄数亿元的大剧院，全国还有几十家，加在一起耗去的银子，真是个庞大的天文数字。都说国家大剧院像一只蛋，没想到这只恐龙蛋的孵化能力这么强，竟能让大剧院工程成了一场传染病。老百姓还以为是地方的菩萨们突然对高雅艺术发了慈悲心肠，想通过修建这些大剧院，来表达自己对艺术的忏悔之情。哪知并非如此，濮存昕质疑道：“它们能够有那么多的演出吗？显然不可能”，“不管是我们的地方领导，还是负责的文化官员，他们没有心思做重要的内部工作，把精力都花在剧院的外形上，把剧院当做是一个标志性建筑，和那些商用的高楼大厦一样，就是个普通的城市地标。”

    先抛开这些大剧院工程，是否合乎民意、民情不说。官员们若是真心为了让这些地标建筑成为他们的政绩牌坊，还算有点良心。怕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心理，官员们靠这些牌坊工程，其实想的是吃昧心钱。吃公家饭的人都懂，只有在为民工程的这杆大旗上，捞钱才能捞得轰轰烈烈。过去官家还觉得自己是马吃夜草，拿起钱来也是这里黎明静悄悄。哪知随着现代传播业的发达，官员们懂得了要对“夜草”进行包装的理，要做就做牌坊工程，等打开了知名度，钱才能拿得心安理得。牌坊立起来了，就像拿到了贞洁、孝廉的名头，管你明查暗访，反正我手中多的是银子搞定。

    这些年来，此类工程常在老百姓中引起极大非议。是老百姓不想要好的公共建筑吗？不是。老百怕的是，你建得不伦不类，不痛不痒，不土不洋。最后几亿的银子花下去了，做了个并不适合艺术演出的人造垃圾堆。老百姓担心的是，当地官员的心思并没真的放在做文化项目上了，而是想借此大捞回扣、发一笔横财，最后既用了公共财政的钱，又占了大家谋生活的地皮，留下的却是一座无人光顾的海市蜃楼。牌坊好立，但李师师牌坊立得再多，也就是一个千古名妓。至于你是一个好官员，还是一个章台女，自有时间和民众来给你验明正身。

    前些年老听说文化就是生产力，总以为打的是一个比方，因为大多数人只明白什么叫生产力了。今天才算闹明白，原来文化早已成了官员们的生产力了。还有一句时髦口号说得更露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不过成了某些人骗钱的噱头。经济和生产力固然重要，但始终不能忽略了文化是它们的灵魂。就像这些大剧院一样，如果没有一部好剧，要这么多大剧院干吗？若只是用来开开两会，还不如改叫大会堂算了。

     9月15日，端庄贤淑的央行终于放下保持了4年的身姿，宣布“二率齐降”。虽然下调的是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看似与“民生”无直接关系，但作为“国计”显然是想对市场露出它红颜知已的面目。大家对此举的态度倒也平和，没人称赞如沐春风，也不愿指责它嫌贫爱富。
   
    今年以来，市场一直在争论未来的货币政策，究竟“松裤带”还是“紧裤带”，专家们也没个准谱儿。松有松的利弊，紧有紧的损益，大家盼的是市场能永远增长，直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怎奈国际经济环境一再步入险峻境地，美国政府刚宣布对“两房”公司施以援手，这两日又爆出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的消息。国内的股市、房市也成了一对成天打打闹闹的冤家，一路走低；中小企业的日子也不好过。中国经济似乎正在随着季节的变化，由肃杀的清秋步入凛冽的寒冬。
   
    在诸多经济热点中，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房价的升与降。房地产商喊的是：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没钱。老百姓抱怨的是：钱永远是个问题，问题是有钱也买不起房子。所以此次央行一宣布“松裤带”，大家考虑最多的还是对房价的影响。中国房市摇啊摇的，终于摇到了这座奈何桥上，涨也不是降也不是，举步维艰，腹背受敌。
   
    江湖上天天都有房地产的传说，可见这成了中国人最脆弱的一根神经。此次央行调低利息率的做法，茅于轼就表示有点看不懂，因为中国的利息率已经是全世界最低的。茅于轼认为，降息会让房地产得到一些好处，“但这是牺牲别人得到的好处，并不是全社会都收益。”而另一头房地产商潘石屹，却还在呼吁给房地产业继续松绑，似乎国家只有放开了按揭、税费等一系列限制政策，大家的日子才能好过。
   
    本次降息不会对房价构成太大影响，大家对此看法倒是一致的。几个月来，西安等各地方政府先后开始出手暖市，像是发出了救市的信号，各地银行也常以断供潮来胁迫政府救市。但老百姓们肯定认为降价是好事，至少让遥不可及的家园离自己更近了一点。当降价风潮真正来临时，除了极少数高价位被套房奴外，大多数人是不希望政府救市的。因为终于熬到让开发商回吐暴利的时候了，其实至今他们还没吐出前些年从百姓口袋里抢来的银子。痛苦从来是让市场成熟的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不经历这种阵痛，资本的自由化和市场化离我们就永远遥遥无期。
   
    民间常说，随着房价越来越高，好男人也越来越少了。其实降低房价，不仅能让更多的人住上房子，而且可以给予青年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中央政府不出手救市，房地产市场自会有自我洗牌、自我更新的能力。无论对政府，对百姓，死了张屠户都不会吃带毛的猪的。房市对今天的房地产商或许是低利润，但对别的投资商来说，或许仍是高利润呢。

    笔者只是期望此次降息，千万不能成为货币政策的拐点，央行自此进入新一轮的减息周期。这种做法等于给已开始自我调节的资本市场，再次塞进了奶嘴。樊纲说过，“按现在的收入，这么高的房价，这么大的泡沫市场，早晚要垮掉。” 与其维持这个泡沫，不如让它自然变小。这样，“房子恒久远，一套就破产”的日子，也可以离我们远点。